庆州白塔的修建反映出章圣皇太后的密教信仰”，这也可能是章圣皇太后为首的这一支萧氏后族的信仰。兴宗仁爵皇后”倡建的应州宝宫寺释迎塔上供奉了五方佛，这也体现出鲜明的密教信仰。此塔主体亦为八角形，仁爵皇后修建此塔是此家族密教信仰的一个延续。
罗世平认为，塔与墓在功能和形制上有相似之处““。就塔和墓葬在功能上的相似性而言，庆州白塔也是一座八角形的墓葬。根据建塔碑铭得知，主持修建此塔的正是关山M4墓主人的女儿章圣皇太后。“”为什么建塔?建成什么样的塔?对此章圣皇太后有决定的权力。庆州白塔本身形制为八角形，而在每层塔心室内地上中间，均有一座用砖砌筑的八角形高台。那么，章圣皇太后在其父的改葬墓中使用八角形的形制是很有可能的。
从统计结果看，第四期随葬品比三期要少一些，除墓葬保存比第三期差这个原因以外，是否还因为第四期时厚葬之风减弱了呢?我认为还不一定。我们知道，三峡地区在第三期的多数时间都社会稳定，只是在三期三段(即新莽到东汉初)经历了公孙述的割据战争。第四期一段(东汉前期)还没能从战争导致的凋敝中恢复元气，从安帝开始(约当四期二段)，巴郡太守又连失道，桓帝时更是政治腐败，横征暴敛，以至于民不聊生。时人作诗云:“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邻家贷，邻人己言匾。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腐败政治导致了人民的反抗，“顺、桓之世，板木盾数反”。在这种情况下，第四期的随葬品数量仍然较多，可见对丧葬的重视。显然，穷人倾所有财力埋10件随葬品与富人毫不费力地埋20件随葬品相比较而言，更属厚葬。因此，东汉时期三峡地区虽然贫苦，但厚葬之风并未稍减。
需要说明的是:
1、在对随葬品的数量进行统计时，钱币、小件车马饰、盖弓帽、泡钉、耳挡之类的小件器物以及器物的一部分，如盖、足等均不计入;
2、从墓葬的保存状况看，第一、二、三期的墓葬普遍比第四期好，因此，第四期的统计结果比实际偏低的系数更大;
3、第二期和四期一段纳入统计的分别只有2座和3座墓，这些都可能影响到统计的准确性。不过，以期为比较单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个遗憾。各期纳入统计的分别是8座、2座、15座和23座，除第二期外，各期纳入统计的墓葬数量并不太少，而且期别分布比较均衡，统计结果应当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上述六个方面的特征多数都肇始于“礼崩乐坏”的东周时期，而成熟于西汉时期，尤其是西汉中期前后，所以西汉中期是“汉制”的确立时期，这一点己得到学术界的公认。“汉制”一旦确立，便以势不可挡之势在汉帝国的辽阔疆域上迅速流布，将许多原本属于六国文化的或少数民族文化的地区纳入汉文化的大家庭中，三峡地区也不例外。
此外，丰都的袁家岩墓地也可能是家族墓地。据介绍说，该墓地为汉至六朝墓地，由五个独立的墓葬区构成，各区之间有冲沟相隔。其中袁家堡的18座墓葬，以墓地的一座土坑墓为中心分三列成放射状分布。果真如此的话，这个家族墓地在分布上大致与双堰塘墓地近似。
要之，三峡地区的“疑似”家族墓地有两种排列方式:一是从后向前纵向排列，一是从右向左横向排列。第一种排列方式在前述其它地区的家族墓中没有发现，第二种虽然有，但排列顺序却恰好相反。如陕西华阴杨震家族墓最早的M2居左，依次向右排列，曲江净水厂的也是这样。刘崎家族墓的报告只说了由北向南一字排列，不清楚左右关系。
M705出土大量陶器，仅有少数几件有刮削痕，值得注意的是，该墓出土了大量的人俑和家禽家畜俑，还有陶房、刻画复杂的圆形棺饰铜牌。M706和M707的出土器物也不少，但没有一件有刮削痕的，也有各种俑类和陶房。由此可见，双堰塘的7座墓是由南向北排列的，即最早的墓在最后面，最晚的在最前面。左右横排的墓葬墓葬形制和随葬品都很接近，时代上应该比纵向墓葬之间的差别要小。这种合葬形式与前坪M36等四座墓相似，均是由后向前排列。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我们还不能肯定横排墓葬的墓主是否为兄弟关系，纵排的是否为上下辈关系。
蒜头壶:分两式
I式:颈甚细。如点易M2: 17，颈部有凸棱一周。口径36.、腹径19.6、底径12、高36.8厘米。
B式:颈稍粗。如前坪M 105所出，高29厘米。
蒜头壶的器形演变趋势:壶颈由细到粗。
锤:根据整体形态分四式:
I式:重心高，圈足高。如前坪M12: 1，颈饰蕉叶纹，腹与圈足饰三角云纹带。高24.6厘米。
II式:重心降低，圈足低。如前坪M41: 2，鼓腹。腹径17.3、高22.8厘米。
三峡地区整个秦汉时期陶器有一定演变规律，比如器物重心由高到低，器形由简单到复杂，功能由不够科学到科学，装饰由写实到抽象等。显示了人们在使用陶器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的经历，同时也显示了随葬陶明器由仿真而逐渐抽象的过程。
记工铭
这类题榜内容包括工匠、建造时间、建造经过等等，比如高台县地埂坡M4墓葬出土的兽头砖雕上“西南”和“中东北角”的题榜就是当时工匠的工程记录。骆驼城前秦建元十四年纪年砖墓中，有题记记录了一个叫“安错”的工匠，从早晨进入墓葬到晚上完成壁画绘制的整个一天的简洁记录，这些题记无疑是底层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
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画像砖题榜的学术价值
我们在对河西走廊地区的画像砖题榜简要阐释的基础上，试以画像砖题榜为突破口，分别从画像砖题榜的地域性特点、题榜内容分类、题榜史料价值三个方面进行其学术价值的分析。虽然，每个画像砖题榜的文字材料并不丰富，但是，依然可以从中找到一些规律和历史信息。
题榜:“典”
此画像砖于1999年出土于高台许三湾西南墓葬，具体位置不详。时代属于魏晋时期，画面上绘有两只大箱子，上方有朱书题榜“典”。王力先生主编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典”的解释分别是:重要文献;法则、制度;前代文物、故事;典雅;主管;典当;典礼这七种解释。笔者认为应取重要文献、书籍的意义，表示两个大箱子内装着书籍和文献。古代墓葬中随葬书籍、文献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墓葬中放置书籍预示着墓主人，除了在满足衣食无忧的前提下，在墓室“寝”的内容里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是墓主人死后理想生活蓝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下面对几篇随葬品摆放位置专门性的文章和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进行总结。首先是南京大学张仁杰的硕士毕业论文《广州地区汉墓研究》，由刘兴林老师指导。文章在对墓葬形制、陶器随葬品组合分析基础上，总结随葬品空间的变化，最后对广州地区汉墓的分期进行新的尝试，将广州地区两汉时期墓葬分成“无随葬品空间期”、“随葬品空间出现期”和“随葬品空间成熟期”三个时期。
另外还出现一批侧重于山东地区各区域内汉墓特点探讨的论著成果。党浩先生的《胶东地区汉墓的特征及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一文梳理胶东地区发掘的墓葬材料，通过对墓葬形制、分布地点、随葬品等四方面的研究，找寻本地区汉墓的一般规律，并将其与邻近的鲁南、鲁北及辽东半岛等地的汉代墓葬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探讨胶东地区汉墓的地域性特征。宋蓉、滕铭予的《山东中北部地区两汉中小型墓葬初论》主要根据陶器分期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方式，研究鲁北地区中小型墓葬的文化因素构成，并追溯其形成原因。笔者还另外对汉代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情况做了研究分析。《鲁中南汉墓》介绍了鲁中南地区包括曲阜、滕州、充州等地区在内的八个汉代墓地，共计1676座。它是山东地区“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发掘和整理的第一本汉代中小型墓地的正式考古报告”。《东平后屯汉代壁画墓》一书详尽记载了15座汉代墓葬的发掘资料，其中的3座壁画墓保存较好。
鲁中南汉墓综合研究:《山东20世纪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系统总结了山东20世纪考古发现、发掘和研究的历史进程与主要成果，彰显了山东古代先民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其中详细介绍了鲁中南地区的曲阜九龙山鲁王墓群、济宁任城王墓、长清双乳山济北王墓等诸侯王墓和寿光三元孙、青州戴佳楼、济南无影山、章丘女郎山、滕州柴胡店、济宁潘庙、济宁师专、枣庄渴口等中小型墓葬。文中指出山东各地区墓葬的情况，其统一性是与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统一相吻合的，但其地域性差别也十分明显，尤其表现在西汉时期。
圆形墓
本区圆形墓发现较少，个别为椭圆形，均为土坑竖穴墓，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地区。以正镶白旗伊松敖包墓地及锡林浩特贝力克墓为代表，此两处的墓葬均有墓莹墙，荃墙用自然石块垒砌，墓莹规模较小，墓穴平面形状与墓莹墙平面形状基本一致。贝力克墓和伊松敖包墓地M6平面为圆形，伊松敖包墓地M7和M9平面为椭圆形;墓葬大者直径2米，小者约0. 5米;墓内没有发现葬具和尸骨，个别发现有骨灰;墓内多未见随葬品，仅M6出有羊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