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殡葬改革不论是出于政绩考虑还是公共利益目的，该项政策最终得以在全市推行。最终政府和民众双方都进行了适当妥协:政府实现了全市火化率的迅速提高，《安徽省殡葬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指出2016安庆市遗体火化率由13%上升到98%以上;民众则实现了逝者火化后仍然装棺土葬，全省骨灰格位葬、草葬、树葬、江葬等节地生态葬仅有15%，实行骨灰棺葬则仍然占有很高比例。

1、严峻的发展形势 人口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词汇，人口的不断增长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剧，面对丧葬占用土地与殡葬造成的污染问题的矛盾也越发紧张。对于土地资源紧缺的中国面对年近800万迅速增加的死亡人口是难以承受的，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改革对墓园行业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性。西方先进的技术手段不断引进国内，对于国内墓园规划设计理论的探索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

城市公园硬质景观设计丰富多彩，样式多样，一般会根据公园的性质、定位进行设计，多具有艺术色彩，在满足功能性的同时更有极佳的景观效果。雕塑小品形态各异增加园林色彩，丰富园林生机。

对于“墓志铭”，《文体明辨序说》中说:“按志者，记也;铭者，名也。”表达了两个意思，其一，记述墓主的姓名、籍贯、生平经历、死亡日期、家族世系等生平事迹称“志”;其二，按照墓主的生平事迹表达对死者的悼念和赞颂，称“铭”。《礼记·祭统》中对“铭”有论:“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也就是将墓主的一生记述下来，并予以评价，可以说墓志铭是墓上建筑中唯一一个可以表明墓主身份地位，评价墓主生平事迹的建筑物;也是唯一一个可以通过其铭文传播、传承墓主高尚道德的建筑物。

《春秋繁露·玉杯》有言:“《春秋》之道，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君主作为天下之主，首当其冲应“法天”而行，其墓室形制的建造也是奉行此礼的。由此可知，若想确定臣民的墓室形制，必然要先确定君主的墓室形制，而君主的墓室形制必须比附着“天”而建造。“人主法天”既涉及外在身份地位的效法，又涉及内在性情及处事方式的效法。

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中，董仲舒的“人副天数”是极为重要的理论，其主动从“人”出发，将“人”与“天”进行了比副。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简明扼要的指出了“人副天数”的含义，提出“人”在形体结构上与“天”比副之后，以“皆当同而副天，一也”作为总结，自然而然就可以得出，人的情感情绪、道德意识，人类的生活秩序、社会制度等都是“天人一也”:“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人之受命于天地，取仁于天而仁也”。“天道所以左旋，地道右周何?以为天地动而不别，行而不离，所以左旋。右周者，犹君臣阴阳，相对之义也”。

要研究丧俗文，或祭悼文，首先要对现存敦煌写本进行分类。从目前敦煌文书整理的数量来看，有关“敦煌丧俗文总数大约在150卷左右，250余篇，其中祭文的比重较大，其次还有大量的亡文、临扩文、行香文、追念文等。”

研究表明:“唐五代宋初时期敦煌地区的祭祀活动与先秦时期的祭祀文化存在着一定的继承关系，但也表现出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谭蝉雪在《三教融合的敦煌丧俗》一文中，认为“敦煌的丧俗既保留了儒、道和民间信仰的传统，又受着佛教东渐的直接影响，所以与中原丧俗有相同的一面，亦有迥异之处。”在文中，作者通过对敦煌丧葬活动中六种仪程的描述，详细说明了敦煌丧葬仪式的特点。

传统丧礼文化作为传承了两千年的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其存在具有合理性。生老病死每天都在发生，死亡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丧葬仪式具有传统迷信色彩而完全摒弃传统丧葬仪式也是不合理的。在传统丧葬礼仪中，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其中孕育的深层含义，包括对死亡的理解、对生命的态度以及对逝者爱的表达，面对至亲的离世，人们需要一些仪式寄托自己的哀思。

“实际上，社会和文化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在社会和文化的变化中，个人的行动起的作用最大。”由于不满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日渐僵化，人类学开始思考个体的力量。个体的情感意愿与民俗偏好被学者们关注。“在互动主义者看来，文化是一种商榷意义的过程，认知结构和思维结构就是在人类互动中发生了变迁。”“互动”一词，让陷入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研究重新动了起来，关注过程是如何形成以及人类互动过程中发生的变迁。事实上，不仅文化是商榷而来的，民俗以及由民俗和文化构成的生活世界也是协商而来的，甚至，日常生活是裹挟着情感、利益的协商与博弈的人间关系互动。

中国学者开始对丧葬仪式进行共时主义研究得益于“过渡仪礼”“结构一功能义理论”与“阐释人类学理论”的影响。丧葬仪式是人生仪礼的终结，对它的研究自然绕不过阿诺尔德·范热内普的《过渡仪礼》。作者在第八章详细讨论了丧葬的各种仪式，分析了分隔礼仪、边缘礼仪与聚合礼仪在丧葬仪式中的相对重要性。用链条断裂的比喻写出了丧葬仪式对社会关系的修复作用以及对社会秩序的巩固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范热内普的“过渡仪礼”显然带有功能主义的色彩。

“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一直是中国人心中的两件大事。其中，对死的困惑也体现在对生的重视上，以致事死如生的观念影响至今。“我国至迟在旧石器晚期也出现了丧葬礼俗。”自此关于葬式、葬法、丧葬习俗等已基本出现。因为对生的崇尚，也希冀在死后可以享受生的体验，所以不仅形成了繁复的丧葬仪式，也不免出现厚葬风俗。而这种厚葬风俗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不同程度得到体现，整体来说，中国的丧葬史就是一部厚葬史。

现阶段，不论是民事立法、刑事立法抑或是行政立法，对于墓地使用权的保护普遍较为缺失，尤其是民事权利保护的立法规制。这一现状也是我国墓地物权法律机制不完善的集中体现。墓地使用权不仅是完善我国物权法体系的重要权利，而且事关社会民生的基本利益;对于逝者，其作为自然人的相关民事权利虽已终结，但其遗骨、遗物以及与逝者相对应的名誉和个人隐私理应受到立法保护。

使用权法律属性的渊源，最早来源于古罗马法的规定。古罗马法将物分为“人化物”与“神化物”，与之相对应，“人化物”主要是按社会实践活动而分配之物;“神话物”则主要是用于神灵祭祀之物。在此基础上，当时古罗马人又对“人化物”进行区别，根据物之利用形式，将物分为债权性质的利用物和物权性质的利用物两类，并根据两者性质之不同，在古罗马法中又规定了各自的法律救济渠道。这种法律性质的私法传统被后来大多数国家所承袭，与本国法律文化融合为一体。

在法学理论发展的源头，欲寻找一项规则的目的，就不可避免地要回溯到规则产生的历史背景中去，以发掘其制定的最初目的及其发展过程。当然，历史解释的结果未必是正确的、合时代性的，但其至少是一种发现立法目的的补充和辅助手段。

经营性墓地使用权因其标的一一墓地的特殊性，其不是一般的财产，所以除了适用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外，另还有特殊的适用原则:

立足我国现阶段经营性墓地使用的实际情况，通过比较外国相关规定制度，比较外国立法模式、保护措施等，对我国经营性墓地使用权制度的建设以及未来发展动向都具有借鉴意义。

对比国外关于经营性墓地使用权的相关规定及制度，从德国、韩国、瑞典、美国等国家相关规定来看，由于文化差异、土地权属分类差异等方面不一致，因此在墓地使用权的制度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但是将墓地使用权定性为物权是各国共同之处，从物权角度给予墓地使用权保护，其中就有我国可借鉴之处。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每年的死亡人口数量庞大，每年接近1000万，而且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年死亡人数还会增长。殡葬工作是关系每个家庭的大事，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方面，同时，人们的殡葬活动和行为蕴含着敬祖、尽孝、家和等丰富的伦理观和价值观，与推进移风易俗、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密切相关。

殡葬改革是重大的社会习俗改革，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传统习俗观念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仍存在与群众需求不相称、与生态文明不相符、与社会进步不相融等问题，函待研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