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冥婚风俗如此成熟与流行，已深深融人了唐代及后代的社会生活。因此，它必然会被文学作品所反映，并借助它来表达人们的思想和感情。

在唐代人鬼相恋小说中，女鬼们大都是自荐枕席，而才子们总是坐享其成，艳福非浅。正如鲁迅先生在((二心集》中所说:“西班牙人讲恋爱，就天天到女人窗下去唱歌。然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学子，总说女人先来引诱她。舒芜先生分析说道:“这是同中国封建社会里相当缺少近代意义的真正爱情的因素分不开的。”真正的爱情因素则是“爱情与婚姻一同成为性道德的标准”，男女双方要发自内心地互相爱慕，心甘情愿地相伴一生一世。

唐代人鬼恋小说的作者一般都是士子文人，其中有40%是出身于庶族地主阶层的。众所周知，在唐代，继承隋制实行科考。唐代的科举取士，是众多士子文人尤其是出身寒门的读书人出人头地的重要途径，所以士子们都朝着这一目标而努力。但要金榜高中实属不易，即使一朝登跃了龙门，若无人提携，也难以官运亨通，快速地飞黄腾达。所以士子们都想攀登另外一条终南捷径，那就是在婚姻上攀附高门，以期获得对方的帮助，从而使自己的仕途能够平步青云。然而唐朝婚姻习俗上的门第观念却给众多士子留下了很大的人生遗憾，在这条路上布满荆棘，士子们举步维艰。

基于尸体的属性的特殊性，要求死者为自己维权是不可行的，唯有有继承权的近亲属来代为行使。笔者亲属基于债券请求权，行使侵权之债，即要求侵权人消除危险、恢复原状，对于这一条，即返还被非法处置和占有的尸体。然而一般的损害赔偿是不需要，因为特定目的，所以尸体这个特定物不会丧失，但是如果灭失了，那么附之特定的情感即无处寄托，这损害了死者家属的精神慰籍，这是则需要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这时的赔偿不是基于对死者侵权的赔偿，因为主体己经灭失，赔偿没有意义，而是对于承受精神损害的死者家属的赔偿。

冥婚是父母为死去的子女配婚，根据资料显示，在山西洪洞县等地，孤坟被认为招致不祥，且当地的男女表示，如果自己未婚遭遇不测，也愿意自己的父母为自己择一配偶故冥婚市场活跃。一般情况下，男方会在媒人的介绍下找到故去女子的父母，双方谈妥彩礼，举办酒席，择日将双方合葬，双方父母结为姻亲。虽然这样的行为存在着封建迷信思想，但是民法为私法，尊崇意思自治原则，且父母双方严格把关，推定子女同意，更是不存在侮辱尸体的行为。在双方都愿意且不侵害第三人权利情况下，这样的习俗是合法的。

尸体，也称为遗体，即失去了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自然人的身体。身体是否属于民法上的物，在我国法学界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尸体如同身体，所有权归公民自身享有，只是在公民的死亡以后，民事主体地位丧失，故所有权转移至继承人，但是继承人对尸体的所有权处分仅限于安排后事，没有其他的处分收益权，故是特殊的物。

交割是买卖双方完成交易的关键步骤，是交易双方银货两讫的结清手续。最晚从汉代开始，契约中己经有明确的交割说明。在买地券中，最早出现交割说明的是《郑丑买地券》:“直钱三万，钱即日交毕，立此证。”但此时的交割中只说明钱交付完毕，并没有就土地进行说明。五代后唐时期出现第一份写明土地与钱交易完成的分割，钱氏买地券曰:“其钱当立契日以(一)并交相分付讫，一无玄欠。”“交相”仅一字之差，却反映契约观念的转变，体现着对契约双方的约束，不仅是买方钱交付完毕，卖方的地也交付，钱货两清。明确的交割说明从隋唐开始，在宋代基本成为契约的固定部分。

业主是土地的拥有者，是契约构成必不可少的部分，在买地券中，业主主要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神仙，一类是亡人。魏晋南北朝之前业主都为亡人，魏晋南北朝开始业主转变为神仙。

早期的买地券中，都是亡人作为买主买地，不曾出现生人作为买主为亡人买地的情况，这反映了人们强调“生死异路”的死亡观念。如果生人作为买主，那么生人的姓名会随埋葬的买地券被送往阴间，生人就容易惹上阴间的纠纷，这被人们认为是不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