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非祭台中型墓的佳山东吴墓的墓室前部的墓内布局，佳山东吴墓为单室砖墓，墓长3.4米，由墓门、雨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平面呈“凸”字形，该墓西北角早年在盗掘时被挖去，前室随葬品未经扰乱，保存完好，对研究孙吴时期建邺地区随葬组合有重要意义，墓室东侧自墓门向内依次摆放青瓷牛车、陶灶、鸡笼、鸭笼、鹅笼;墓室西侧自墓门向内依次放置青瓷谷仓、青瓷磨、青瓷稚、青瓷长方形多子福4件;墓室前部近门处放置有镇墓兽、青瓷碗、青瓷洗及人物俑两件。棺床前放置香薰和青瓷钵，棺床后有谷仓、厕圈等模型明器。其中方形福在东吴墓中很少出现，而多在曹魏墓中出现，如堰师杏园M34中就有以方形福为中心的祭奠组合。

原告诉称:原告李某、谭某的女儿李某某系被告王某的妻子，李某某与王某于1997年结婚。2001年李某某因病去世后，被告王某一直未将其妻子李某某的骨灰安葬，亦未告知原告李某、谭某关于女儿李某某骨灰的去向，致使两原告无法祭奠女儿李某某，使二人无法祭奠死去的女儿，心灵产生重大创伤。请求法院依法判决:(1)被告及时并妥善地将女儿李某某的骨灰安葬;(2)被告王某支付原告李某、谭某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

我们着眼于现今行政区划下的江苏省南京市内已公开的东晋墓葬材料，将本区域内的东晋墓葬进行了考古类型学分析。在前人做了大量研究的基础上，笔利用考古和文献材料，对有关墓葬的形制与葬俗、葬制等问题进行了归纳，得出了一些粗浅的认识:

1、建康地区东晋墓葬形制简单，以凸字形单室墓为主，少数双室墓和长方形单室墓。在凸字形单室墓中，以凸字形券顶墓最多，其次是凸字形弯窿顶墓和凸字型拱顶墓。东晋早期流行凸字形弯窿顶墓，中晚期流行流行凸字形券顶墓。使用凸字形或方形墓葬形制在东晋丧葬礼制中并没有严格的等级差别，而凸字形弯窿顶墓多为大中型墓葬所采用。

除上述帝王陵墓和世家大族之外，南京地区发现的东晋中小型家族墓地也不外乎这两种排列方法。

1995年在南京宁丹路西侧石子岗发掘了2座东晋至南朝的早期砖室墓5, 2012年又在此处发掘了8座砖室墓6。这10座墓葬并排分布，时代相近、方向相同，很少有打破关系。由于墓葬中出土1件六面铜印，印文“孙皇”，故推测应是精心布局的家族墓地。

2003年在南京市南郊雨花台区姚家山东南麓发现3座东晋时期的砖室墓。3座墓室结构大体相同，墓葬均面向东北，由南向北依次整齐排列。3座墓葬砖室全在8米以上，甫道中设置墓门，推测该处可能是东晋地位较高的世家贵族的葬地。

到明朝时，明太祖朱元璋更将“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改为“子为父母，皆斩衰三年”。据《明史》载:“礼部尚书牛谅等奏曰:‘周《仪礼》，如在，为母服期年，若庶母则无服。’太祖曰:‘父母之恩一也，而低昂若是，不情甚矣。’乃救翰林院学士宋镰等曰:‘养生送死，圣王大政。讳亡忌疾，衰世陋俗。三代丧礼散失于衰周，厄于暴秦。汉、唐以降，莫能议此。夫人情无穷，而礼为适宜。人心所安，即天理所在。尔等其考定丧礼。’于是镰等考得古人论服母丧者凡四十二人，愿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

在三年之丧的执行过程中，汉晋之际有郑玄与王肃二人的丧期之争。二人争论的焦点主要在樟祭的举行时间，《仪礼·士虞礼》中载:“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樟。是月也，吉祭，犹未配。”于此郑玄注曰:“中犹间也。樟，祭名也。与大祥间一月。自丧至此凡二十七月。樟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是月，是樟月也，四时之祭月则祭，犹未以某妃配，哀未忘也。”而王肃对于樟祭的举行，据孔颖达云:“王肃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为樟，二十六月作乐。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编，是月谭，徙月乐’。又与上文‘鲁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云:蹄月则其善。’是皆祥之后月作乐也。又《间传》云:‘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

关于“七期”祭仪，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己经出现。《北史·胡国珍传》中载:“国珍年虽笃老，而雅敬佛法，时事洁斋，自礼拜……十二日莞，年八十，给东园温明秘器，五时朝服各一具，衣一袭，赠布五千匹，钱一百万，蜡千斤。大鸿肿持节监护丧事。太后还宫，成服于九龙殿，遂居九龙寝室。明帝服小功服，举哀于太极东堂。又诏自始莞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斋令七人出家;百日设万人斋，二七人出家。”又清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关于“七七”祭祀说:“丧家七七之期，见于《北史》，要皆佛氏之说，无足深考。惟《临淮新语》谓始死七日，冀其一阳来复也。祭于来复之期，即古者招魂之义，以生者之精神，召死者之灵爽，至七七四十九日不复，则不复矣，生者亦无可如何也。”认这两段材料印证了，“七七”之祭最早被提及是在南北朝时期，这一祭祀仪式在正史与笔记类小说中均有记载，从南北朝时期一直传承至明清之际，甚至在现当代仍为流传。

在改革殡葬文化方面，政府的具体行政措施可以有:一是培育当地居民的海洋知识、了解当地的涉海风俗、努力发掘当地的海葬传统、促成区域内的海洋文化。这一步骤是在海葬推动过程中有关部门必须实施的环节，是文化因素在海葬这一葬式推广过程的必要介入。如果这一文化转型成功，即民众使自身永恒感依附于大海这一实体，则民众自身的由经济因素产生的痛苦就更少，政府依靠价格杠杆推动市场转型的难度也会相应降低。

殡葬业中的墓穴产品极为特殊，其不仅因为消耗土地资源而触动政府、市场资本的神经，更因为其本身所包含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而为每一个国人所看重，在我们对殡葬墓穴行业的观察过程中，无论是由政府主导的国有墓园经济、现今市场化运作的经营性墓园，还是传统的中国丧葬文化理念，其各自发力的过程都无形中将殡葬墓园行业导向崩溃的边缘。同时，小小的墓穴处于政府、市场、文化三重影响的共同角力之中，使得任何希望只凭借其中某一个影响力发挥作用以达到实现殡葬墓园行业健康发展的想法都是那么的不切合实际。在这个政府、市场、文化三重失灵的困局中，过三方的共同改造、作用，或是改变当前经营性墓园乱象，实现中、长期殡葬墓园行业健康发展的可行路径，而在共同作用的三方中，政府无疑应该发挥最为主导的作用，并以恰当的行政措施激发三方的积极因素。

以前文提及的英国伦敦为例，英国仍然以土葬作为主要的丧葬形式，尽管由于城市人口密度高企，伦敦市政府同样面临土地资源紧张、殡葬业出现可持续发展危机的局面。为此，伦敦市政府也做出过积极的政策加以应对。无论政策最终的实施具体效果如何，但在其施政理念中，“以人为本”的主旨思想却无处不闪耀。在决定实施“双层墓穴”时，一方面，具体的实施政策需要切实的实现土地资源的进一步充分开发和利用，最大限度的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但另一方面，在政策的推进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民众的感受，以各种手段实现政府“告知”的义务从而保障民众的“自由选择权”。伦敦市政府的做法看似是对民众处置墓穴自由权力的尊重，从更深的层面来看，更是对人性的一种严肃的态度、尊重的举动。

整个墓园规划一般是由墓葬区、服务区(包括入口服务区、小卖部、展览厅、追悼厅等)、公共休憩区三部分组成。从一些中大型墓园的规划资料来看，一般要求墓区占到整体墓园面积的55-60%;公共绿地受用地条件的差异性，各墓园的比例相差较大，一般10-3 0%;殡葬服务区用地面积占10-15%左右;区内道路的用地面积占到5-8%。这一比例随着墓园规模的不同会有所不同:规模越小，功能越单一，墓葬区占地面积比重越大;规模越大，相应配套设施越齐全，墓葬区所占用地面积比重也相应较低。为了便于计算，按规模进行大致划分，小型公墓一般墓葬区占80%左右;中型公墓占70%左右，大型公墓占60%左右。

现代墓园体系规划的等级规模结构是指墓园按照用地规模(或墓穴数)排列形成的等级体系，是确定各墓园规模的主要依据。等级规模结构规划主要包括墓穴需求量预测、墓园用地规模分析和墓园等级规模划分三方面内容。

文脉主义源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兴起的后现代主义的建筑理论，强调传统的延续不断和丰富性，认为“历史上的城市，不是由纯物质因素组成的，城市的历史是一个人类激情的历史。在激清与现实之间的精妙的平衡和辩证关系，使城市的历史具有活力。”以鲁道夫·阿恩海姆为代表的“格式塔心理美学”为文脉主义理论在科学上打下了基础。他们认为部分之间的现象关系是整体的函数。也就是说，整体是先于部分而存在并制约着部分的性质和意义的。墓园作为城市公共设施的一个组成部件，是城市整体环境的一部分，是部件。文脉主义思想反映在现代墓园建设中主要体现在将中国的传统丧葬习俗与风水学中“天人合一”的生死观念融合在当今社会的文化环境之中，传承并发扬墓园这一载体，同时注重园内的人文景观和生态景观的塑造。

汉末魏晋时，成仙愿望分解成两个部分，一是不死成仙，一是死后成仙，双方并行不悖。在当时的一般思想中，自由和超越作为人生幸福的内容渐渐退居次要地位，并被普遍的神仙信仰具体化世俗化，成为一种生理的自由和超越，也就是追求生命的永生。既然人在生时无法升仙而去，只有将希望寄托于死后，于是死后成仙成为汉代墓葬的主题，恰在此时形成的道教将其特有的尸解观念与此种希望合而为一，鼓吹尸解成仙。因此，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死亡就成了升仙的同义词:

龙伯高者，后汉时人也。汉伏波将军马援戒其兄子，称此人之佳可法，即其人也。伯高后从仙人刁道林受服胎黑之法，又常服青抓方。让形醉亡，隐处方台，师定绿君也。以上所举张祖常、刘平阿、吕子华、龙伯高，其实都是在现实中已死之人，但在道教徒的眼中，他们死后的真形去往“别宇幽馆”，成为尸解仙，继续着在人间的修行。

如果说人们可以成仙，那么死亡就是一次必要的过渡。《真浩》卷4《运象篇第四》载:“人死，必视其形。如生人，皆尸解也。视足不青，皮不皱者，亦尸解也。要目光不毁，无异生人，亦尸解也。头发尽脱而失形骨者，皆尸解也。”无数的传说陈述了这样的事实，埋葬时棺材突然变得轻盈，打开棺盖时里面的死者已经不在，只有衣服尚存。这样的描写是道士传记里常见的主题，它意味着道教力图保存个体生命，同时通过普通人与大自然的生命结合超越了死亡。对信道之人来说，太阴炼形术是他们可以获得人生圆满的重要途径:

该陵园功能分区为:入口区、公共服务区、墓葬区、公共祭祀区四个区域，缺少观赏游览区。入口区承担人车集散功能。公共服务区设置殡仪馆服务中心、公墓接待中心、健身活动场地、停车位、墓型展示，承担告别仪式、遗体火化、人群集散休憩功能。墓葬区基本依山而建，包含传统葬、草坪葬两种墓葬形式。公共祭祀区包含轮回广场以及焚烧塔两个点，承担全陵园祭拜、焚烧功能。

重庆市仙居山陵园是重庆最常见的山地墓园景观规划设计案例。其是经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市民政局批准建设的国家一级殡仪馆及市级大型经营性生态观光陵园。仙居山陵园位于巴南区仙居山风景区，其周边环境为城市山林，规划占地面积约500亩，目前完成一期建设占地约120亩。其主要为巴南片区城市居民提供遗体告别、火化服务为重庆主城居民提供骨灰安放服务。

中国结束封建统治之前(20世纪初之前)，只有等级社会里地位最高的帝王、诸侯等的墓地才有财力物力兴建园林景观，这便是普遍意义上的皇家陵园。其他阶层的墓地大多以家族墓和公共墓的形式存在，实行土葬，其基本没有专门的景观，仅仅是立碑做标志。皇家陵园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态内容上也有变化。秦朝开创陵寝制度，总体上仿照都城宫殿的规划布置体现皇权。到唐代陵区布局受汉代四向对称的影响，采用了以陵体为中心，因山为穴，不采用人工夯筑的封土方上。到明代陵寝放弃了历来的正方形布局，陵墓形制由唐宋的方形改为圆形，陵园建筑取消了下宫建筑，保留和扩展了渴拜祭奠的上宫建筑。

彰功育人，蕴意彰象

墓园将人性情感同自然环境相融合，描述着“生”、“死”，强调了个体存在的巨大意义和价值，以及个体精神的独特性和无可重复性。墓园的精神意义不只存在于“安魂慰心”的层面上，它更需要通过园林来表现出墓主的人格精神和场所“生伟死荣”、“永垂不朽”的精神魅力，给人以“化悲痛为力量”的感召力和“彰功育人”的感染力，即将社会美寓于自然美，创造园林的艺术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