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洞村壮族新丧首次葬仪式，体现了壮、汉族丧葬民俗文化充分融合的特点，汉族的祖先崇拜观念、宗族制度意识、风水堪舆观念、入土为安思想和遗产继承制度，都已深深渗入壮族社会文化的血液当中，被壮族社会所广发接受，报丧、入殓、守灵、出殡、析产、服丧等一系列程式，都体现了中国儒家传统伦常秩序的文化性质和特点。但是在一些细节上，壮族仍然保留了白己的民族特色，最典型的是新丧首次葬比较简单:停灵时问短暂、舅权意识浓厚、新坟盖面掩藏、道场仪式简约、服丧意识淡薄、二次葬风俗盛行、建国初期广泛盛行哭唱丧歌等等。这些异同，体现了少数民族民俗与主体民族民俗文化交流融合的一般特点，汉族丧葬民俗文化作为中国主流民俗文化的权威，以文化效仿的手段将其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程式楔入交往密切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体系当中，并产生解构和重构的强大作用，将少数民族文化的总体结构打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因为其久远的历史文化影响和强烈的本土环境意识，使得他们并没有因为文化整体结构的改变而彻底丧失白己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意识，无形中已经把文化精神的内核溶解在新的文化整体结构当中。壮族二次葬风俗至少已有三万年的历史传统，川从远古白越旧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壮族丧葬仪式风俗，也强有力地将南下汉族、外来瑶族等多民族的一次葬风俗从结构上给予穿透和楔入，并改造了他们的文化，形成新的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传统。由于南方各民族都存在灵魂观念、祖先崇拜和惜土重迁等农耕意识，一次葬和二次葬风俗得以顺利对接，并使其成为整个南方各民族共同的更加精细化复杂化的丧葬仪式。如今南方厚葬之风随着经济能力的改善而愈演愈烈，二次葬丧葬制度改革成为越来越棘手的难以解决的问题。
摘要:当前中国城市墓园发展面临着三个主要问题:土地资源医乏、墓地需求量逐年增大、情感缺失。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不可再生资源，土地的集约化利用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城市化的中国伴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和过度集中，这样的背景导致了对公墓的巨大需求。而当今社会墓园规划对土地利用的不集约更加剧了土地资源的危机。快节奏的城市生活让祭祀作为聚集亲人的重要纽带，所以公墓的气氛不应该全是低落和沮丧的，应该能引导公墓与活人之间互动，而现代城市公墓发展中因为利益的驱动，考虑人的情感因素越来越少。因此，从建筑设计的角度合理利用和组织好新时代墓园的形式，最大限度的发挥城市墓园的殡葬、环保、游憩、情感交流等功能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内容。本文将分析我国公墓发展现状并结合集约用地理论和立体式公墓设计实例，从城市集约用地的角度提出设计策略，希望能对将来的公墓设计有所稗益。
“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坟地自古以来都是作为祭祀逝者和怀念先人的物质载体，是生者思念死者的寄托，也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然而，坟地数量不断增多，占用越来越多的土地，自，949年来，政府基于移风易俗和平整耕地的考虑，大力倡导殡葬改革，改土葬为火葬，并且还颁布《殡葬改革条例》。但因历史传统以及大众信奉的“入土为安”思想的影响，带有坟头形式的土葬依然在广大农村中根深蒂固，没有被“移风易俗”所完全动摇和根除。随着土地制度的不断改革和变化，农村殡葬用地产权属性也产生不同定性。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积极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土地方面，为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土地制度，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我国实行土地集体公有，废除原来的农民土地私有制度。并且规定土地上的任何权利都不能转移和出租，土地产权不再能自由流动。在这一阶段，我国农村先后实行农村合作社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将原属于农民私有的土地转为合作社或人民公社所有，社员集体以加入合作社或公社方式在公有土地上统一生产和劳动，社员没有任何私有土地.虽然有1956出台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社员有入社和退社自由，如果被取消了社员资格的人愿意离社生产，可以带走他入社的土地或者同等数量和质量的土地，但当时的政策原则上是不允许“分田单干”，所以该自由几乎不能享有。在该土地制度盛行下，所有的土地都归属集体合作社或者公社，殡葬用地也不例外地归为集体公社所有。因此人民建设坟墓相当于是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为特定目的使用，并且目的是唯一的，仅限建造坟地。土地集体公有制阶段的农村殡葬地的使用是具备着物权的特征和性质的，即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是权利人享有的对物进行支配的绝对权，是一种设立在他人所拥有的物上的他物权:此处特定的物便是集体所有的土地，直接支配和享有的权利仅为利用集体所有土地建造坟墓之权。
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积极发出文明低碳祭扫倡议，推行车都峰祭扫、网络祭扫、鲜花祭扫等有关激励保障举措，继续开展‘渔羊花换纸钱”“丝带寄哀思”等活动，组织群众参加社区公祭、集体共祭等现代纪念追思活动，逐步使文明低碳祭扫理念成为社会自觉行为。要积极践行核心价值观，组织群众参加各种先烈纪念活动，不断弘扬烈士精神。
【摘要】目的了解我市死因监测工作的漏报情况，从而准确的估计我市的人群病死率;找出我市死因监测工作漏报的原因，以便于进一步完善死因监测工作。方法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我市21个乡镇中抽取3个乡镇，每个乡镇抽取3个行政村开展2012年2014年的死因漏报调查工作。通过村委会、殡葬部门、户籍管理部门等多个途径收集居民死亡数据，与死因监测常规报告系统里的数据核对，确定漏报名单，统计漏报率。结果被抽中三个乡镇的9个行政村2012年共漏报4例，漏报率4.82%; 2013年共漏报8例，漏报率7.34% ; 2014年共漏报6例，漏报率5.61%。结论凤城市死因监测工作虽然已经纳入规范化管理多年并且是国家的死因监测点，但是仍然存在漏报现象。应该加强部门间的协作和信息共享工作，加大对综合医院、乡镇卫生院防保医师以及各村医师的督导、培训力度，杜绝漏报现象的发生，不断的完善死因监测工作。
农村殡葬改革的推行为何总是困难重重?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政策执行进程过快且缺乏弹性。地方政府的快速强推造成改革低效;农村殡葬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没能达到改革要求;农民传统思想观念的梗阻，对火葬改革的接受度低且接受缓慢。
摘要:基于安庆殡葬改革的考察表明:农村殡葬改革存在“为民”政策引发民众抗争、“骨灰棺葬”盛行、葬礼文化式微与丧葬费用增加等异化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殡葬改革急功近利且缺乏弹性、农村殡葬服务供给能力小足、农民传统思想观念梗阻。农村殡葬改革异化的治理策略主要有:因地制宜，制定弹性殡葬政策;文明执法，循序渐进推行殡葬改革;增加投入，提升殡葬服务能力;注重宣传，促进民众思想观念变革。
在我国有着厚葬和土葬的风俗习惯，但是随着老龄化人口增速的加快和土地资源的紧缺，土葬逐渐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要求，所以国家提倡改土葬为火葬。我国在1956年4月27日，由毛泽东、朱德等151位老一辈党和国家高级干部提出推行火葬，只保留骨灰，不留逝者遗体，简化殡葬方式，不建坟墓，由此拉开了我国殡葬改革的帷幕。
做为公共行为的“治理”将企业的能动性转移到公共关系中来，不断提高服务与治理的效率;做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将专业管理和顾客导向的概念引入公共服务中，在准入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提倡用着既要付费的概念;以上两条基本内涵拓宽了殡葬改革思路，使殡葬改革不仅是在政府的监管指导下进行，还要结合市场和社会组织形成合力。“善治”是“公共治理理论”中一项重要的基本概念，善治代表的是国家和社会、公民良好合作的一种状态，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核心，不断实现公民利益最大化的有效管理。‘懂得“善治”的政府一定是公共治理有效的政府。在殡葬改革中，政府也要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整合社会资源不断推进殡葬改革。
所谓殡葬改革，不仅是对规章制度的改变，也是对风俗习惯和思想方面的一场变革。因为殡葬改革牵扯到风俗习惯、文化观念方面，所以也包括一些观念和文化的改革。当社会上流行的殡葬方式不符合社会发展时，就会出现改革。
生老病死是人生之大事，国家之要事。“生”的问题、“老”的问题、“病”的问题，国家都作出了制度安排，制定了相应的规划，唯独“死”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忌讳”，国家尚无专门规划。 “十三五”时期是一个关键时期，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国家将专门对殡葬服务体系建设作出规划，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希望以此为契机，把我国的殡葬改革推向深人，把人的“身后事”安排好。
摘要: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生活各领域内均得到广泛应用，尤其是云计算的出现，为信息化建设与管理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基于云计算下殡葬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开展具体分析，以实现资源的整合优化，满足殡葬管理数据交互需求，提高殡葬管理的有效性，仅供相关人员参考。
在万里长城最西端的嘉峪关脚下，有一位“送行者”，十多年来默默无闻地呵护逝者通往天堂路，她就是获得2016年“全国殡葬工作先进工作者”殊荣的嘉峪关市第一位女殡仪馆馆长赵静。
中国传统仪式除了存在规则、秩序的内涵之外，更重要的是突显其中的伦理道德意义，仪式行为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教育的功能，起到示范的作用。而文本中的仪式书写与人类学中的仪式研究有着很大的差别。从新世纪小说中看葬礼仪式的书写，首先建立在认可的基础上，如乔叶的《最
J漫的是活着》，“奶奶”去世后，“因为是烈属，村委会给奶奶开了追悼会。追悼会以重量级的辞藻将她歌颂了一番，说她爱国爱家，遵纪守法，和睦相邻，处事公允。"追悼会属于当代规格较高的葬礼仪式，为奶奶开追悼会是因为她的烈属身份，身份的界定是仪式的一个必要条件，“身份一仪式一身份”之间存在通过身份来确定仪式，反过来又因为仪式而进一步加强身份的确认。其次，文本中的葬礼仪式需要理性支配感性的能力，李佩甫《城的灯》中，冯家昌兄弟在母亲的葬礼仪式上的叩头，已经很难说是一种情感的流露，更多的是文本中需要强调冯家昌的理性，而刻意的完成所谓的“二十四叩礼”，无论是母亲的葬礼，还是刘汉香死于非命后的葬礼，小说中都不断在交织理性与感性的关系，体现了一种自然的欲望。着墨于葬礼仪式的新世纪小说重视人性的自然情感，强调人物行为和感情背后深刻的精神内涵。“概而言之，仪式除了为人们展示出一个窗户，通过它人们可以洞察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外，它同时还为认识论提供了一种辩证的基本观。进而言之，仪式不仅属于一种历史形貌的展现形式，也是一种人们参与和认知的内容。
土葬是中国汉民族传统的丧葬仪式，余华的《活着》《在细雨中呼喊》、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性死疲劳》、王旭峰的《茶人三部曲》、罗伟章的《大嫂谣》等作品都描写了“入土为安”的传统心理模式，以及土葬的仪式行为。姜戎的《狼图腾》所描写的天葬和狼葬，表达了人属于草原，属于整个生态系统的生态循环观念，草原是腾格里的恩赐，所有的物种无论是人，还是充当生态警察的狼，或是草原人的经济作物牛羊，都必须依赖着草原而生存，人死后经过狼葬和天葬而回归于草原便是蒙古人对死亡的最高祭奠仪式。迟子建《白雪乌鸦》描写了清末鼠疫后从土葬到火葬的心理转化，由于瘟疫的持续与死亡人数的走高，土葬已经无法抑制灾难，而火葬又难以被当时的民众所接受，改变丧葬的形式就有可能会导致民众情绪的波动从而煽起地区叛乱。丧葬形式在《白雪乌鸦》中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仪式行为，更是一种政治需要的仪式行为。又如范稳在“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中对藏族人民死亡观的解读，透露出被宗教信仰所笼罩的大地上，民族在独特的葬礼仪式下所抒发的文化感情。即使是同一种葬礼形式，不同的民族也有不同的仪式特点，如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对鄂伦春族的火葬形式与余华《第七天》中百姓死亡后的火化形式、方棋《最后的巫歌》中黄水地方的土葬仪式与李学辉《末代紧皮手》中对当地人的土葬仪式就有本质的文化思维差异。
摘要:新世纪小说对葬礼仪式表现的书写，既体现了仪式的叙事功能，又阐释了文化对仪式的反作用。葬礼仪式以追本溯源、多维度观照、刻画人物群像等方式镶嵌在文本之中。它不仅表达了作家对葬礼仪式的理解，对仪式行为和仪式精神的感受，还反映了祭祀文化的背景，因此，文本中葬礼仪式的描述便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内涵及文化价值。
